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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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林 超 (北京大学地理学)

转载自《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1(2), 150-159页

照片1:林超教授于1983年在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行的纪念张相文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做 ”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的报告

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萌芽时期。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和它的活动,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而张相文则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本文拟对中国地学会在中国现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作用,张相文的地理学思想和他的活动作一介绍,以便使读者对我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情况有所了解。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长期在津、京活动,同津、京的地理学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段历史也是津、京的地理工作者所关心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我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同时,也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在政治方面,先有康、梁的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后有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校,成为潮流。在文化方面则提倡新学,以与旧学相对抗。所谓新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谓旧学,就是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化。现代地理学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下开始输入中国的,而张相文是一位先驱者。

(一)张相文和他对地理学的贡献

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居士,江苏省泗阳县人,出生于1867年,家贫,喜读书。少年时,受过古典的教育。成年以后,从事教育工作。

1899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讲授国文课与地理课。南洋公学是一个培养出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聘请有外国教员,教授各种外语。张相文在这里跟日本教员栗木孝太郎、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并专心研究西方的地理学。从此以后,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地理教育事业和介绍西方的地理学。

1901年,他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学教科书。我国有教科书也是从他开始的。这两本书曾多次重印,发行量达200多万册,在地理教育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1904年,他去广州任两广师范讲习所地理教员。

1905年,在上海编写中学教科书《地文学》和《最新地质学教科书》,这是我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的教科书。

1907年,他到天津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1909年,任该校校长,兼在天津北洋师范学校讲授地理课。就在这一年(1909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并被选为会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地学会,在组织、经费、活动和出版等方面,亲自主持筹划,并为《地学杂志》撰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中国地学会自天津迁至北京,张相文也到北京。在北京期间,他除了主持中国地学会的会务之外,还进行过地理考察。1914年赴内蒙古旅行,着重调查西北农田水利,研究河套与治河的关系,并写了游记和论文多篇。此外,他还在北京的高等学校讲授地理课。1917年至191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编写有《中国地理沿革史》讲义。1925年,在辅仁社(即辅仁大学前身)授课。1928年,曾去南京训政人员养成所讲授过数星期的地理课。他在北京还写了《佛学地理志》,并为泗阳县修县志。他的著作,除了教科书和《泗阳志》之外,后来都编入《南园丛稿》。

他卒于1933年,终年68岁。

张相文的地理著作很多。他最初是从编写中、小学的教科书开始的。自二十世纪初叶,我国就在全国各地设立学校,地理课被定为必修课程。为了教学的需要,张相文在1901年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在1905年,又以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为底本,编译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还编写了《地文学》。这些书籍,在传播西方的地理学,普及地理学知识方面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以《地文学》为最重要,这是我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教科书之一,也是张相文的代表作,值得重视。《地学杂志》在介绍本书时说,本书是”先生得意之著作”,又说”盖先生之精力大都萃于此书”。他自己也说:”是书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及已译善本,博采旁搜,凡数十种。”足见本书是一部重要著作,既不是译本,也不是泛泛之作。

张相文很重视自然地理学。他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以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于枯寂无味,而于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这个意见,发表在70多年前,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时至今日,也还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附中西对照表13页,彩色地图10余幅,插图80余幅。内容分星界、陆界、气界、水界和生物界。除了土壤未被列为独立的一篇而附于陆界之外,实际上已包括现代普通自然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对象。这在当时来讲,是很有眼光的。大家知道,自然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的学科,是十九世纪末在欧美发展起来的。最早的英文版本的自然地理学教科书,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两本书:一是基启(A.Geikie)的《自然地理学》(1875年),一是赫胥黎(T.H.Huxley)的《地文学》。前者只包括无机界的大气、水和陆界,后者则包括大气、陆地和生物与土壤。其后几十年间流行的自然地理学教科书,都只有无机的三界,而没有包括生物界。1898年出版的美国著名自然地理学家台维斯(W.M.Davis)的《自然地理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确立生物地理学在自然地理中的地位,还是在二十世纪初西姆帕尔(A.J.Schimper)的《植物地理学》(1908年)和马东男(DeMartonne)的《自然地理学》(1909年)出版之后。但是在此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欧美很多自然地理教科书,也还是没有把生物学包括在自然地理学教材之中。在我国也是这样。解放前,高等学校地理系开设植物地理学课程的,为数很少。真正把生物地理学列入自然地理学的课程,还是在解放以后。所以,张相文的《地文学》,在内容上,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章太炎在《地文学·序》中说:”桃源张蔚西者,习于行地,实始自地文学。其文虽略,而大端包举不遗。”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地文学》一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联系实际,这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联系本国的实际。作者自己说;”现行地文学,皆译自东西,故多详于欧美日本,而于本国反略。是编搜罗新闻杂志、名人游记以及游踪所至,得于耳目所亲接者,撮其精要,举为证例,一以本国为宗。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乃兼及于他国。”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这种立足于本国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另一方面,是注重实用。《地文学,例言》说:”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改良土壤等法,备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在欧美,自然地理学注意到实用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在我国,也是解放后才注重为国民经济服务。张相文在二十世纪初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在教科书中力图贯彻,这也是很难得的。

《地文学》的这些优点,当时在地理学界已有所评论。陈学熙在《中国地理学家派,自然家》中说:”是家多翻译,少自著。如沈仪镕之《地质学》,王建极、奚若译订之《地文学》,叶瀚译之《地质学》,陈文哲之《地质学》,说固完善,而例证多他国之事,实未足为国民教育道。学部审为参考书,宜哉!及沈士颜、范原崇、曾彦、张相文出,独树一帜,一切例证,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而张氏之新撰地文地质两书,尤亲切详瞻,诚教育国民之善本,言地质地文者多宗之。”可见,《地文学》一书颇受推崇。

张相文除了编写自然地理学教科书之外,还根据他所掌握的地理学知识,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章太炎曾问他对”清主泰山为长白山回脉之说”的意见时,他回答说:”山岳之成,由于横压力之挤逼。……惟成于同一时代者,其纵横之地轴必平行,其倾斜之度数必同向,此自然之理也。东亚之地势,北自白苓海峡以南,南自长淮以北,其地轴率皆自东北而西南,……若外兴安岭,若完达山,...若太行山,其方向皆同。泰山居此群山之中,其成立固属同一时代,盖与东海之陷落为同时事也。”可见,他已看到我国东部山脉在构造上和时代上的共同特点。这按当时的科学水平来看,是很可贵的。但是由于他缺乏关于这两地的具体地质构造的知识,所以还不能说明两山的不同,只是说:”因谓泰山为长白山之回脉,其说固大谬不然。”
在另一个问题上,有人问他:”自淮以北无橘,人之所知也。近闻山东物产,橘居一焉。岂撰著之误欤?抑山东果有橘欤?’’他的回答是:”橘之产地,必其温度高,水分足,乃有之。故日:橘不踰岭;又曰:橘踰淮而为枳。盖自淮以北,去热带已远,其温度水分,固不宜橘也。然顾亭林先生曾有颜神山中见橘诗:‘黄苞绿叶似荆南,立雪凌寒性自甘,但得灵均长结伴,颜神山下即江潭。’考颜神山在山东博山莱芜之间,是故山东固能产橘也。盖山间局部之地,其温度与水分或有与淮南相类者,则橘也生之。,,⑥他既承认华北不产橘的一般规律,又不排除在特殊条件下有产橘的可能性,以自然条件为根据,说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辩证地、科学地来对待这个问题的。

他对于我国的自然区划也颇有研究,并拟定了一个方案。他按当时流行的概念,把中国自然地理区域划分为本部、满洲、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六部分。又把本部分为北、中、南三带。北带在长城与秦岭一淮河之间,根据自然形势,从东到西再划分为三区,即东部平原、中部丘坟、西部高台。中带在秦岭与南岭之间,根据自然形势,再划分为东部湖泽、西部山谷二区。南带在南岭以南,再划分为中部珠江流域、东部山岳、西部高原三区。以上共把本部分为八区。满洲分为南满、北满二区。蒙古分为内蒙古、外蒙古二区。新疆分为天山北路、天山南路二区。西藏分为前藏、后藏二区。青海分为北部与南部二区。全国共分为18个区。这是关于我国自然区划最早的方案之一,代表本世纪二十年代(1924年)我国地理学工作者对于我国自然地理区域的认识水平。

张相文和许多同时代提倡新学的人~样,研究学问是为了”经世致用”,为了解决国民生计的实际问题的。如前所述,他在编写《地文学》时,注意到自然地理学的应用问题。以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农田水利方面。他认为”水利为经国之宏谋”,在水利方面,要注重灌溉与运输,治水不应该是单纯为了防灾,更重要的是利用。他根据自己实际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治淮和治黄的意见。在治淮方面,他不同意当时人们提出的”全淮入江”和”恢复淮河故道”两种方案而主张”分流以入江海”,”二分入江、八分人海”,并提出了入江人海的路线。他认为,这样既可以解除淮、泗水患,又可以兼顾各流灌溉之利。他还提出以海州为这一地区的出海港口。这些意见,是有实际意义的。

他对于治黄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参考历史上治黄的方案,并根据在河套的实地考察,认为治黄应从上游着手。具体地说,就是在河套分黄河之水以灌溉,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减下游之水灾,又可以得发展生产之利。他并不停留在纸上空谈。而是与张謇一起组织了一个西通垦牧公司'并自己投资,招募泗阳人到河套去开垦,前后历时六年。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种实践的精神却是可贵的。

他还主张在黄河上游和海河上游建造闸坝、水库(他叫做造湖)和造林。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蓄水、改良土壤、调节气候,并说这样做”西北枯槁之天地,将重变为锦绣山河”。这种建造水库、注意水土保持、营造森林的思想,发表在半个世纪以前,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当然,这个想法在旧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张相文对于历史地理也颇有研究。他曾于1917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过两年《中国地理沿革史》;并编写了讲义(以后收入《南园丛稿》),内容主要是考证历史疆域、行政区域和都市的变化'是继承中国传统地理学历史地理沿革的著作。他还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写了《长城考》和《成吉思汗陵寝辨证》,前者论证长城各段的修筑年代,后者论证成吉思汗陵寝在伊克昭盟。这些文章,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与地理都是有意义的。

张相文研究地理'除了向书本学习之外,很注重实地考察。他曾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和内蒙古各地,作过多次旅行,在旅行中进行观察和调查,并写了游记多篇。以后又根据考察所得,发表文章。他在内蒙古旅行之后,除写了《塞北纪行》的游记外,还根据他见到的问题,写了《河套与治河之关系》、<成吉思汗园寝发现记》和<长城考》等文章。由于他掌握第一手材料,所以他的议论都有事实作根据,不是泛泛空谈,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是符合现代地理学的精神的。

张相文除了从事著作之外,还从事地理教育的实践,曾在各地师范学校和高等学校讲课多年,培养了一批人材。陈学熙在<中国地理学家派》一文中说他是”本其所学,先后任地理学科者二十年,所成就学子颇众”,确是事实。张相文对于地理教育事业,无疑是做出了贡献的。

张相文所处在的时代,是旧的传统地理学向新的地理学过渡的时代。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旧的观念。在介绍西方的地理学时,他未能做到批判地继承和接受,而是照搬,因而也传播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地理学的错误理论和观点,如环境决定论,过分夸大环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风俗的影响。这当然是由于他的世界观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这里,我们不拟作深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对他的生平作出全面的评价,而只是对他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作出评价。

(二)中国地学会(1909-1937年)

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和发展,是我国现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和张相文的活动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已经从个人的学术研究,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学术活动。

二十世初叶,全国各地陆续设立了许多学校,并规定在中小学开设地理课程。为了培养师资,还在主要城市设立了师范学校和高等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已有一批地理学教师从事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的工作。当时已感到,要推动地理学向前发展是件艰巨的事业,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做到,必须联络同道,组织起来。在《中国地学会启》中,有这样的两段话:”顾今日学校渐兴,言教育者,既以地理为重要学科,缀学之士,也兢兢焉披舆图,考疆索,分经析纬,若网在纲。”又说:”中国科学方在萌芽,而地学之范围愈广,也欲与海内志士共勉成之。”充分说明了这个意思。所以,中国地学会的成立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同时也看到欧美的学会在发展科学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中国地学会请求立案的呈文中就说:”案查东西各国学问进步之速,不徒恃在上者悉力维持,实由下之业此者分途致功,每遇困难学科,辄自立学会,广招同志,共矢研求,故能交广见闻,拓张知识,其新理新器,日出不穷,半多由此。”“今与海内诸君子约,仿彼之例,组成中国地学会,各怀集思广益之心,借收增壤益流之效。”

中国地学会是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当时张相文在天津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兼在天津师范学校讲授地理课。他约同当时在天津的地理教师、教育界人士以及行政官员二十七人,发起创办中国地学会。现查出发起人有张相文、白雅雨、陶懋立、韩怀礼、张伯苓、吴鼎昌、孙师郑等。八月刊布会启,9月28日(旧历中秋)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成立大会,选举职员。10月6日通过会章。12月12日举行第一次讲演会,开始学术活动。

中国地学会于1909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成立大会

照片2:中国地学会于1909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成立大会(图片为林超教授收藏)

照片3:1923年中国地学会北京后海北河沿11号(今18号)会址照片(图片为林超教授收藏)

中国地学会会章,条文很简单,一共列出九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宗旨、会所、会期、职员、会员等条。这个会章,自成立以后,没有作很大的修改,主要条文与精神一直保持到1930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具体内容上也不免有所调整与补充。因此,有的地方需要说明一下。

关于宗旨,会章明确规定:”本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旁及世界各国,不涉范围之外之事。”这一条说得很清楚,以后也没有修改,一直沿用到1930年。

会所,在学会成立的时候,会章中写着”本会暂设事务所于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中国地理学会迁至北京,最初会址设在国子监,以后多次搬迁,没有定址。最后在1923年,才在后海北河沿11号(今18号)购置了会所。在最后会址的门上,挂有中国地学会的横匾(照片3)。

中国地学会的职员,按会章规定,设有会长一人,编辑部长一人,编辑员若干人,干事部长一人,会计员正副各一人,书记员一人。此外,还设有总理一人,评议员若干人,都是经选举产生的。在天津成立的时候,领导机构中有会长张相文、编辑部长白毓昆、干事长吴鼎昌、总理傅增湘、评议员蔡儒楷等八人。其中,总理和评议员都是当时的教育界人士和行政官员。会务执行干部主要是会长、编辑部长与干事部长。这些人加上其他职员,组成事务所,成为中国地学会的执行机构。

会长一职,除了在1924年曾由陈垣任过一年之外,直到1930年都是由张相文担任的。

编辑部长一职,变化较大。原来由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地理教员白毓昆担任。他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滦州牺牲。继由陶懋立担任编辑部长。以后编辑人员屡换,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白月恒、章嵌、刘仲仁、黄介之、肖鸣籁、吴次藩、陈捷、姚士鳌、翟富文、聂崇歧等人。这些编辑中,有几人是张相文的学生(如白月恒、肖鸣籁、姚士鳌)。

1912年,中国地学会搬至北京之后,总理(后改总裁)由蔡元培担任,干事长由章鸿钊担任。

中国地学会对于会员资格的要求是比较松的。按会章规定:”凡有志研究地学者,或由本会会员介绍,或投函本会,由会员认可,皆得入会。”开始时会员不多,以后陆续吸收,每年在《地学杂志》上公布会员名单,但对会员总数没有进行过统计。

中国地学会除了设总会于北京之外,还在各地设立分会。据修改过的会章规定,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即可以成立分会。1912年会所自天津移至北京之后,天津即成为分会。其它地方也有成立分会的。

中国地学会对国际交流方面也很注意。曾派外交员驻在国外,负责对外交流的事务。并规定外交员的职务是交换新闻杂志、购买书籍、收集稿件、招徕会员等。1911年,派王桐龄为驻东(日本)外交员。其后,王桐龄回国,改派中村久四郎接任。1912年,又派魏耀亭为驻法外交员。1928年,派姚士鳌为代表,参加德国柏林地学会百年纪念大会。1930年,派张天泽为代表,参加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

中国地学会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一为集会,一为编辑杂志。集会主要是讲演会。讲演的人,有本国人,也有外国人。刊行杂志,是中国地学会的主要活动。关于《地学杂志》,在后面将要详细介绍。

值得指出的是,章鸿钊任干事长时,曾写了一篇关于地学会应该怎样进行活动的文章,提出分为研究、讲演、旅行、编辑四个方面。研究方面包括:1.纯学术上的研究。2.有关行政的地理问题,如开港、治河、交通设备、行政区域和城市兴废等问题。3.关于实业问题,如商、矿、农林等。讲演方面,他建议在春秋两季举行地学讲演会,聘请专家讲演,会后印行刊物。旅行方面,他建议在招集会员之前,应作好准备,选择地点,提出研究考察事项及方法。编辑方面,除了刊行杂志之外,他还提出编辑地学丛书和教科书,审订名词等项工作。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可惜未能全部付诸实施。在研究与旅行方面,中国地学会只是提倡、鼓励会员,并未进行有组织的活动。讲演虽然举行了,但并没有安排集中的有计划的讲演会。编辑方面,除了刊印《地学杂志》和出版了一种地学丛书之外,其它也未进行。章鸿钊又主张地学会应有图书与陈列室。中国地学会倒是有图书,来源是靠交换和捐赠。陈列室则始终未列入活动的项目。这些意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开展活动,最重要的是要有经费。中国地学会的经费来源是靠捐赠和会员交纳会费,但是都没有保证。因此,经费问题成为中国地学会最棘手的问题,许多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能按计划进行,甚至《地学杂志》也不能按期出版。

到1930年,中国地学会终于因经费困难而同北平研究院合作,由北平研究院负责筹措《地学杂志》的出版经费。在组织方面,也作了调整。会长一职由张继担任,另选李润章等为干事,徐旭生等为编辑委员会委员,李石曾等为评议员,张星娘为会计。

1936年,中国地学会又经过了一次改组。这次改组,对会章进行了修改,在组织方面也作了较大的调整。会长仍由张继担任,选举蔡元培等人为董事,张星娘等15人为理事,黄国璋为总干事,聂崇歧等4人为干事。

改组后的次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地学会的会员被迫离开北京,流散后方。从此,中国地学会就停止活动。还应指出,1934年已在南京另组织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学会的重要职员也参加了中国地理学会。

(三)《地学杂志》(1910-1937年)

《地学杂志》是中国地学会最重要的事业,也是我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它从1910年创刊,到1937年停刊,前后共28年。实际上只有25年刊出杂志,有3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开始时每年刊出10期,以后改为12期,最后又改为4期,平均每年7期,总共印行181期,但实际册数少于期数,因为有时数期合刊。文章篇数一共刊登了1600多篇(不包括地图),每期平均8篇。

《地学杂志》在创刊时,提出一个编辑方针:”即组成地学会,拟以见闻所得,汇录杂志。其体裁则略依史例,变易其规,经以中夏,纬以列邦,搜罗故实,博采新闻。其目的则注重于民生之消长,物产之盈虚,疆圉之沿革。”内容分为七项。1.图迹,每期在文章之前,刊登地图和照片。2.论丛,即论文,属于专题研究。3.杂俎,登载关于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文章以及地理志与游记,这是杂志的主要内容。其中,又分为内编(是关于本国的)和外编(是关于外国的),而以本国为主。4.说郛,包括议论和地学新闻与资料。5.邮筒,是通讯和问题讨论。6.本会纪事,报道学会的会务与消息。7.图书介绍。从创刊起,到第13年,都是按照这个编辑方针出版的,没有什么改变。

从第13年(1922年)起,《地学杂志》提出了一个刷新内容的计划。主要是把原来的七项略加归并,编排次序也有更动。1.论丛,登载地学通论与研究教学法的文章。2.说郛,登载长篇名著、译述与讲演。3.杂俎,关于游记、调查、探险报告等。以下分别为地学界消息、通讯、介绍与批评、会务。另外,还系统地登载几种外国名著的译文,如达尔文的《世界一周学术探险记》,汗庭顿(EllsworthHuntington)的《文明与气候》和《人生地理学》,开尔底(J.s.Keltie)和霍华次(C.J.R.Howarth)的《地理学史》,纽毕金(M.J.Newbigin)的《近代地理学》,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的地理学条目等。在文体方面,文言白话不拘,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这说明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创刊以来,大量刊登译文,差不多每期都有,有时几乎占一半篇幅,以至编辑自己说”成为译报”。这反映了当时注重介绍西方地理学的倾向,也反映国内研究工作的缺乏。1936年11月中国地学会改组之后,《地学杂志》的内容改为以刊登研究论文、图书评论和地理消息为主,并附西文提要。这已经和中国地理学会创办的《地理学报》差不多了。

《地学杂志》刊登的1600多篇文章,涉及地理学的各个方面,范围很广泛。这里,我们不拟对这些文章的内容和作者作详细的评述,而只对这些文章分类加以介绍。

《地学杂志》刊登的文章,最多的是经济地理的,共430多篇,约占全部的四分之一。这是和《地学杂志》的编辑方针相一致的。其中,又以水利、交通、物产为重点。关于水利的文章,共70多篇,主要涉及黄河、淮河、海河、沂河、沭河、运河和长江。这是由于这些河流灾害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关注的缘故。关于交通的文章共90多篇,其中涉及铁路、公路、航运和航空。关于物产的文章占100篇左右,主要为矿产,植物与动物次之。关于农林的文章不多,只有20篇左右。

关于工业的则更少,只有10多篇。这是当时工农业不发达的反映。另外,有几篇讨论商业贸易的文章。至于理论性的文章就更少了。

政治地理的文章共100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行政区域的建置和划分。边界问题受到相当的注意,共有20多篇。关于国际政治的文章共有50篇左右。关于人口地理的文章共有30多篇,主要是一些人口的资料和人口迁移的材料。关于人种和民族问题的文章约40篇,主要是述及国内各民族的情况。涉及风俗和宗教的文章约20篇。另外,还有几篇关于文化地理、都市地理和军事地理的文章。

以上关于人文地理的文章(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种族、人口),几乎占文章总数的一半。这反映这个时期的地理学注重人文的倾向。

和人文地理相比,关于自然地理的文章就相对地少一些,只有100多篇。其中主要是关于气象气候、地形、水文的文章,各占三分之一左右。气象气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国内外气象气候的报导,论文很少。因为这个时期,我国还没有足够的气象气候资料可供系统地分析。地形方面的文章,主要为关于地势、山脉、平原的论述。有的文章开始从地质构造来讨论地形,尤其是山脉的成因。也有的文章介绍地形轮回的学说。有少数文章涉及流水、冰川、风成地貌和海岸地貌。水文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河道和湖海的论述。水文资料也很缺乏。至于生物地理与土壤资料的文章,则更为缺乏。

值得提及的是,《地学杂志》登载了不少地质学的文章,一共有60多篇,其中涉及地质构造、火山、地震、古生物和区域地质等问题。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1922年)和《地质会志》创刊以前,《地学杂志》也是地质学的论坛。我国地质学的先驱者之一章鸿钊就担任过中国地学会的干事长,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地质学方面的文章,对我国的地质学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地理志也是《地学杂志》的重要内容之一,共刊登了150多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其中属于国内的有80多篇,属于国外的有70多篇。此外,还刊登了80多篇调查报告和考察探险的文章,大部分是关于国内的,少数是关于国外的。加上150多篇游记。总共这类描述性的文章约400篇,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对于普及地理学知识很有帮助。

关于地理志,中国地学会曾和中华书局合作,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倡议纂修《大中华地理志》,包括县、省以至全国的地理志。这个计划得到了很多会员和几个省的响应,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大中华地理志》只完成了京师、京兆和直隶、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湖北、山西、山东各省。另外,还编写了《大中华易县地理志》。

《地学杂志》有不少关于历史地理的文章,共约100篇。这是继承我国地理学的传统的。其中一半属于考证和注释古书中的地理记载,一半属于古迹的记述。

讨论地理学思想和地理学史的文章有20多篇,其中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文章虽然不多,却是可贵的资料。

《地学杂志》很注意地图,刊登了80多幅地图,然而关于地图学的文章却寥寥无几。可见,这个时候我国的地图学是很落后的。

最后,《地学杂志》还有几篇讨论地理教学与教学法的文章,说明这个时候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中国地学会成立和《地学杂志》创刊时起的二十多年中,在提倡和促进地理学的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传播、普及现代地理学的思想和知识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时期中,我国只有很少的高等学校开设地理课程。至于设置独立的地理系来培养专业人才和设立专门研究机构来进行地理科学的研究,则是这个时期的末期和以后的事。对于现代地理学思想,也只是一些零星的和片面的理解而已。因此,这个时期只能被看作是我国现代地理学的萌芽时期,还不是发展时期。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先驱者筚路蓝缕的工作还是应该肯定的。其中还有不少宝贵的材料和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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