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钧先生的生平与成就

樊杰,刘彦随,何书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09年

 

吴传钧先生(1918年4月-2009年3月),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原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地理学报》原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1918年4月2日,吴传钧先生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初中时,听地理老师讲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使他产生了对国家美好前景的憧憬,激发了他对地理科学的浓厚兴趣和追求,立志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曾就读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任校长的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1936年考入原中央大学地理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他在艰苦条件下继续求学。1941年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后任该校地理系讲师,1945年考取全国地理专业唯一公费出国名额。他在中央大学的老师胡焕庸先生对他“学业并重”的教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座右铭。经当时英国文化协会驻重庆代表、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P.M.Roxby)的介绍,进入以研究远东地理为中心的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48年,他撰写的“Rice Economy of China”以优秀成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秋天,吴传钧先生胸怀救国大志,毅然从英国回到仍处在内战中的祖国,被前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留学利物浦大学的前辈林超教授聘任到该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该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他和周立三先生共同负责经济地理组,从此开始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呕心沥血、功勋卓著的长期征程。

吴传钧院士


——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学术思想影响下国内出现了关于经济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给学术界带来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吴传钧先生提出了经济地理学是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技术科学关系非常密切,具有自然-经济-技术综合特点的边缘学科的观点,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发展指明了正确的航向。 —— 50年代至60年代,吴传钧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组织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完成了祖国心脏地区通往大西北的包兰铁路的选线、我国热带作物布局等工作,为新中国地理学家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做出了榜样。


—— 60年代至80年代初,吴传钧先生开拓了我国农业地理学、土地利用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之中和之后,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联合周围同事和学界同仁,组织地理学界和农业部门完成了《中国农业地理》、《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等重大任务。

—— 十年浩劫一结束,吴传钧先生无比兴奋,全然不顾所受到的伤痛,立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振兴我国地理学的工作中。他积极组织和参与领导了中美之间的地理学界交流,全力倡导并组织实施了我国人文地理的复兴,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核心的著名论断。 —— 80年代至90年代,吴传钧先生积极组织地理学界参与农业区划、国土整治与规划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我国当代地理学面临的重要研究任务。完成了《中国农业区划》等一系列重大成果。并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组织领导我国地理学家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4年,在他的领导和努力下,我国在国际地理联合会的地位得以恢复。同期,他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领域中组织了我国地理学界的广泛联合和合作,使当时的地理研究所实现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吴传钧先生的这些工作和贡献使我国地理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 进入新世纪,吴传钧先生仍活跃在地理学理论研究和重大应用研究的前沿,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并主持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编写。 从1936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地理系开始,吴传钧先生从事地理工作已逾70年。他怀着对发展中国地理学事业的高度热情和责任感,踏遍了祖国大地,远涉重洋,访问和考察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1980年后,他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在地理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地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深深地热爱中国地理学,治学与创业并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地理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我国地理学的学术带头人,吴传钧先生时刻不忘重任在肩。他在完成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和重要著作编写的同时,积极谋划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成就卓越,表现了高度的科学智慧和学术造诣。他率领我国经济地理学走向繁荣,引领我国人文地理学实现复兴,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国土整治、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获得多项科学奖励,是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事业的开拓者。


交叉学科的定位给我国经济地理学带来了长期繁荣。1958年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由南京迁往北京,吴先生着手组建经济地理研究室。此后,他一直领导着中科院地理所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工作。他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是对我国经济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定位。1960年,他在《科学通报》发表的“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的科学”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地理是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技术科学关系非常密切,具有自然-经济-技术综合特点的边缘科学”的新见解。这一科学思想指明了我国广大经济地理工作者前进的方向,开创了我国经济地理学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不仅使我国经济地理工作者能够承担并很好地完成国家和地方大量的关于生产布局、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国土整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综合性任务,而且也保障了我国地理学的统一性和综合发展。1982年他牵头联名上书国务院,呼吁加强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工作,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中南海接见了吴先生,听取国土整治与规划的建议。1983年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决定在地理所成立经济地理研究部。198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专程到地理所视察。在听取吴传钧先生汇报地理所为国家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后,宋平决定对地理所实行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双重领导。吴传钧先生还通过中国地理学会组织讨论全国经济地理学研究方向,使我国经济地理呈现出日益兴旺、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作用日益重要的局面。


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地理学学科建设日趋完善。1979年底,在广州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地理学代表大会上,吴传钧先生宣读了《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的论文,提出要复兴中国的人文地理学,这成为我国当代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后,他通过推动教育部与中国地理学会的合作,又开展了大量的学术活动,举办了多期全国人文地理教育培训班。他促成在中国地理学会中成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开始了有组织地发展人文地理学,促进应用地理、计量地理、旅游地理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986年他在全国地理学大会上宣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的论文,指出“协调好人地关系是当前最迫切的全球问题。研究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立足点,也是人文地理工作者的用武之地,更是这门学科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一见解被全国地理学界所认同,从而使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大大加强,并促使整个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向纵深发展。为普及人文地理知识和加强理论建设,他与李旭旦先生一起作了大量的工作,包括编著和翻译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著作,先后组织各地专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人文地理卷”,启动“人文地理学论丛”,编写 “人文地理学概说”等。在他的关怀下,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文地理研究所和第一本《人文地理》学术杂志。在他的努力下,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被写入国家“六五”计划,这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20多年来,在吴传钧先生高屋建瓴的指引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学科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地理学二级学科人文地理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不断增加,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一批一批的人文地理学人才走向社会。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使地理学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获得了理论武装。吴传钧先生对我国地理学理论发展作出最重要的贡献是,将人地关系的思想完整地引入到地理学中。1979年,吴先生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核心”的著名论断。20多年来,他反复强调,地理学要“着重研究人地系统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从空间结构、时间过程、组织序变、整体效应、协同互补等方面去认识和寻求全球的、全国的或区域的人地关系系统的整体优化、综合平衡及有效调控的机理,为有效地进行区域开发和区域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方法是:分类、区划、定量分析、建立模型和评价等。这是我国地理学科学发展史上极具前瞻性的理论思想,正在引导着我国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科研实践,并成为形成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基础,在国家重大战略研究中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国土整治等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吴传钧先生最早的三篇学位论文内容均属于农业地理、土地利用的范畴。分别是1941年的学士论文《中国粮食地理》,1943年的硕士论文《四川威远山区土地利用》,1948年的博士论文《Rice Economy of China》(中国稻作经济)。上世纪50年代,率先开展了东北地区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研究。1963年,他在全国农业技术大会上提议把“调查全国农业资源和开展农业区划”列入全国农业科技规划之中,从此掀起了全国地理界大搞农业区划工作的高潮。70年代初期,他参加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宜农荒地资源的考察,又到东南、西南和西北各省区进行农业生产典型调查。随后,组织编写了《中国农业地理丛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综合性、科学性、基础性、生产性均较强的大型系列农业地理论著。其中,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首次以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观点,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条件、特点、水平、潜力及地域分异进行了综合分析及理论概括,在全国各省区计划部门、农业生产部门部署和规划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上世纪80年代,吴先生组织全国41个单位300人历时十年完成了《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全国规模的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集。研究成果系统反映了我国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特点和分布规律;创造性地设计三个层次、66个类型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土地利用的基本类型和特点;利用多元信息,遥感和航测技术同实地调查方法相结合,采用大中比例尺逐级缩编,系列成图的技术路线,在国际上创造了新范例,为国土资源管理、农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国力综合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吴传钧先生积极推动地理学参与国土整治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与规划工作。他参与了原国家计委主持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的制定,担任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主编《经济大辞典——国土经济·经济地理卷》。在他的努力下,地理学者成为我国第一轮国土规划工作的主要承担队伍,使地理学的价值再次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吴传钧先生在科学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在创新征程上的居身实践,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就,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和二等奖一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



吴传钧先生1951年参加九三学社,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全国地理工作者和地理爱好者充满爱心。他谦虚自律、乐观豁达、品行磊落、气节高尚,是学习知识的楷模、追求事业的楷模、认真生活的楷模。他长期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的重要职务,带领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培育了大批杰出人才,在国内外同行中赢得了大师的崇高声誉。


上世纪70年代末,吴传钧和黄秉维、赵松乔等老一辈科学家努力促成了美国地理代表团和中国地理代表团的互访,建立起了中美地理学界学术交流的桥梁。此后,中国地理学家陆续开始了与世界上一系列主要国家的学术交流。他应聘出国讲学、率领我国地理代表团出访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地理大会上,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外交家的风度周旋于各国代表团之间。通过协商和斗争,恢复了我国在国际地理联合会中的席位,大大提高了我国地理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他感慨地说:“为了中国地理学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1988年,吴传钧先生率领由42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悉尼召开的26届国际地理大会,并以最多的票数当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的副主席,这也是中国地理学家第一次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并连任两届,为我国地理学界争得了荣誉,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1980~1983年,吴传钧先生被联合国大学(东京)聘为校长顾问和科研协调员。还担任过Geo-journalChina Geographer等专业学术期刊的编委。1991年5月荣获中国科协周培源国际科技交流大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吴传钧先生开创并领导了祖国大陆和港、澳、台之间地理学界的往来和学术交流。在他的组织领导下,1998年8月在香港成功召开了国际华人地理学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华人地理学家们共商了21世纪地理学发展的大计,成为一次激动人心的盛会。这次会议之后,大陆、港澳台和国际华人地理学界的往来和学术交流不断拓展和深入,一直延续到今天。


吴传钧先生以我国地理界与地理科学事业为大任,不辞辛劳地领导中国地理学会的工作。同时,他还兼任其他一些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或顾问,并先后受聘于3个兄弟研究所和9所大学地理系的名誉所长、研究员和教授,为推动和协调地理界有计划地进行全国性学术活动而努力。他时时注意到不使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中科院和地理所,而顾全全国地理界的大局。他特别重视与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合作和共事。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他表现了尊重领导、尊重同事的合作精神。在原则问题上,先生以理服人。在小事和事关个人利益方面,先生总是抱着谦让的态度。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呈现出团结的局面,地理学事业蓬勃发展,与老一辈科学家之间的良好合作并形成风气是分不开的。同时,先生还致力于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早在建国初期,他就和一些同行们集资创办了《地理知识》。1978年后他又和一些兄弟单位合作,创办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两种专业期刊。自1984年担任《地理学报》主编后,就力图使该刊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地理学发展的新成就。他还担任多个全国性地理刊物的编委、顾问、名誉主编,为全面繁荣我国的地理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吴传钧先生热心关怀青年人的成长,热情培养地理科学事业的人才。从1960年起,先后培养出一大批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土地利用、国土整治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如今他们均已成长起来。他还在很多大学兼任教授,不辞辛苦,认真负责,表现了为事业育人的高尚情操。他培养的学生中,有的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当选为院士;有的被聘为研究所所长、教授。他时常教导年青人热爱地理学,要认识到地理学“是一门天地广阔大有作为的伟大学问”。他也谆谆教导学生,地理学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学问,不仅要“读万卷书”,系统吸取国内外前人的宝贵经验,而更重要的还要“行万里路”,多做野外考察,多做社会调查。吴传钧先生十分重视举荐年轻人。在他的努力推荐下,一个又一个青年人出国留学,为地理科学的发展培育了接班人。他经常强调,我们中国地理学家应当有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要认识到地理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日益彰显中国地理学家的成就与作用。


吴传钧先生名声享誉海内外,但他始终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总是认为自己所抱的发展祖国地理事业的期望远没有如愿实现,仍要始终不渝地追求下去,而且对地理学发展中的困难从未有退缩之念他常常要求人文地理学发展一定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强调如何不愧对国家队的称号而做出第一流的成果。他也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受到不公的对待。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场大浩劫中受到批判,以及后来的不公和委屈。对这些,他都能坚强并平和处置,对发展地理学始终充满信心。在科研活动和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他始终表现出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敢于冒风险的科学精神,以及广泛地团结同行、尊老爱幼的品德。


吴传钧先生一生致力于地理科学研究工作,为促进地理科学发展和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我国当代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复兴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巨匠。吴传钧先生卓越的成就和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大家的爱戴,永远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他的学术思想正在变为我国广大地理工作者的行动方向,他所开创的科学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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