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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教授的学术思想与贡献

蔡运龙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选自 "林超地理学论文选“ P.216 - 222, 1993,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学术简历


林超,字伯超,乳名杰英。1909年4月13日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县(今揭阳市)江夏(今渔江)村,1991年6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林超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林奕德皈依基督教并成为专职牧师。父亲林建中毕业于岭南学堂,笃信教育救国,数次历经艰辛,游历南洋向华侨募捐,终于在揭阳创办了真理小学、真理中学并任校长。林超作为长子被祖父和父亲给予厚望,受家风和社会传统的熏陶,自幼对文科有隆厚兴趣,加之本身天资聪颖,幼时作文经常“挂堂”展示。17岁时考取奖学金入岭南大学修文科,次年转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同时选修了一些外系课程。林超对俄籍教授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讲授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中所涉及的人类与环境关系兴趣极大,开始注意地理学。1929年中山大学创建地质地理系,林超遂师从瑞士教授汉姆(Ham)学地质学,随德国克勒脱纳(W. Credner)学自然地理学。自此,以研究地理学为己任的目标至死不移。

1930年林超从中山大学毕业,被聘为时任中大地理系教授、德国近代地理学第三代大师克勒脱纳和彭沙(W. Penzer)的助教。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师从世界著名地理学家罗士培(P. Roxby),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利物浦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地理学博士。随即归国就任中山大学教授和地理系主任,同年又被破格任命为中山大学理学院代院长。1939年转往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0年在重庆北碚参与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并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和人文地理研究组组长,又继黄国璋、李承三之后被任命为所长,且任期最长。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并亲自参与了在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大巴山、新疆北部的地理考察。抗战胜利后,中国地理研究所由北碚迁南京,林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9年林超赴里斯本出席国际地理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代表中国申请成为国际地理学联合会正式成员获得通过,为中国在国际地理学界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林超还曾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2年)和金陵女子大学教授(194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超历任清华大学教授(1950~1952年),后随清华大学地学系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授(1952~1991年)。历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名誉理事、该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地理学报》编委,北京市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地理学》卷编辑委员会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名委员会学术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中国地名研究会顾问,国际地理学联合会景观综合工作组成员,加拿大景观生态和管理学会终身会员,北京市第五、第六届政协委员。

曾昭璇教授指出:“如以竺可桢先生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第一代开山大师,那么,林超师可说是属于发展我国地理学的第二代人物之列。”

二、中国人文地理研究

林超在20世纪30~40年代主攻人文地理研究。30年代考察滇西,实地感受到英国以缅甸为基地蚕食中国领土的图谋,写出了“滇缅北段未定边境之地理及政治问题”(林超,1933),引起国人极大重视;1941年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地理基础及其展望”(林超,1941),预言民主国家“以人力配合其天然之优点,利用其伟大之潜力,以克敌制胜,是在民主诸国自为之耳”,其远见已为历史证实。

在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和人文地理组组长期间,林超组织了大巴山、嘉陵江流域及新疆西北部的地理考察,在人口地理、聚落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第一手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他和李承三领导的四川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历时八个半月,步行四千余公里,踏遍流域内十七个县,完成了《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林超等,1946),文字211页,附图344幅,图文并茂,详细记载了该流域的地形、农业、矿业、航运、人口和聚落。其中的“聚落地理”篇,不仅在聚落分类上有所创新,而且明确提出了“聚落等级”思想,已非常接近克瑞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蜀道考”一文还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对四川盐业地理、三峡煤业地理、秦岭和大巴山的交通地理,也都基于实地考察作了深入研究,开拓了现代中国经济地理学。林超这个时期的人文地理研究成果,被誉为“抗战时期中国地理学的代表之作”( 高泳源. 中国地理研究所(1940~1999)记略. 地理研究, 1985, 4(1): 95~102 )。

三、自然地理区划、土地类型与自然区域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林超更多关注综合自然地理学,开拓并带领一批人发展这门学科,他还最早提出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的译名,因而被公认为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林超留学英国时受业于地理区划研究的先驱罗士培,区划思想的师承渊源深厚。他当时的博士论文——《南岭之地理特征及其在中国地理区划上之意义》,是我国最早用现代地理学观点研究区划的文献之一。1954年,林超等人为了综合大学地理系教学需要,依据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把全国分为4大部分、10个大地区、31个地区和105个亚地区(林超,冯绳武,关伯仁. 中国自然地理区划大纲. 北京大学地理系油印稿. 1954)。这是第一个完备的全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为以后的自然地理区划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50年代末,林超领导了由苏联著名自然地理学家А.Г. 伊萨钦科主讲的自然地理进修班,借鉴苏联的经验并结合河北省及其附近地区的实践,对区划方法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方法(林超,1960)。林超这一充满辩证思想的方法对我国近三十年来的自然区划工作有深刻的影响。界线问题曾经是自然区划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林超对有关争论作了全面的分析(林超,1962),指出区划界线争论的原因是:

①由于新的事实和新的资料的发现与补充,使原定界线与新的实际情况不符,应予修改

②区划界线因指标修改而变动

③对某些区划单位概念理解不同而影响到区划界线

④对区划原则理解不同而导致界线划法不同

⑤过渡带处理方法不同造成界线划法不同

⑥山地区划中因采用方法不同而使界线有分歧

这些论述澄清了一些争论,促进了自然区划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国自然地理?总论》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林超不仅主撰了其中的两章,整个研究的框架——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一个新方案,也是他和赵松乔共同制定的。

60年代初,林超敏锐地发现区划方法不能胜任地方尺度的地域研究,在“自上而下”划分到低级区划单位时也发生一些困难(林超,1960);另一方面,区域发展规划要求把生产布局落实到具体地段上,这就需要作大比例尺的地域调查制图。于是率先开展了土地类型研究。“北京山区土地类型及自然区划初步研究”(林超、李昌文,1965)是国内最早以土地类型调查制图为基础,“自下而上”进行山地自然区划工作的研究成果。“北京山区土地类型研究的初步总结”(林超、李昌文,1980)是我国最早结合区域土地类型研究的实践,对地势地貌、地表组成物质等中小尺度的土地分异因素,以及山区土地分级、分类等重要理论问题做出的系统论述,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类型调查制图提供了一个范例。“阴阳坡在山地地理研究中的意义”(林超、李昌文,1965)是国内最早以综合自然地理的观点,系统阐明阴阳坡的概念、分异因素、自然特点、生产实践意义以及对于山区土地类型低级单位划分的作用诸问题的论文。林超还花了极大的精力总结、介绍古今中外的土地分类思想和方法,他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整理出长达二十万字的讲义——《国内外土地分类和景观学研究概况》,这是迄今唯一全面系统地阐述各国土地分类的文献,正式发表的几篇论文(林超,1986,1992)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四、地理学理论概括

林超的哲学素养使他能从科学发展和分化规律的高度来概括地理学理论。他注意到,由于客观的需要,地理学迅速分化,以致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性质,以及它在科学和社会中的地位受到忽视和怀疑。他根据长期地理研究和教学经验,并广泛参考有关文献,写成了一系列有关地理学理论问题的论文,深入探讨了诸如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地理学的学科结构、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等问题(林超,1981;林超、杨吾扬,1990)。

关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最早和最有影响的定义是李希霍芬提出的“地球表层”;其它一些概念,如“表层地圈”、“景观圈”、“景观壳”、“地理环境”等,都可看作是地球表层的同义语。地理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地球表层的科学。地球表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物质综合体,不仅包括自然现象,也包括人文现象。地理学要把地球表层当作一个统一领域来研究。地球表层的各组成成分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资源开采的加速以及环境的恶化,己使地球表层不堪重负,危如累卵,这已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以研究地球表层为已任的地理学家在解决这些问题中会发挥重大作用。

林超对现代地理学的趋势给予密切注视。在“试论地理学的性质”(林超,1981)一文中,他把现代地理学的趋势归纳为:①应用地理学的兴起,②综合与分析并重,③从个人努力到集体协作,④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地理学”(林超、杨吾扬,1990)一文中,他把现代地理学的特点总结为:①逻辑实证派的兴起,②强调地理学的统一性,③理论化和数量化,④行为化和生态化。他们预言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地理学将成为一门既有坚实的基本理论、应用理论的基础性学科,又是一门与生产实践进一步紧密联系的应用性学科……21世纪的地理学将是一门在理论化和数量化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化、生态化、社会化的理论与应用并举的两栖科学”。

五、地理学方法论凝练

林超认为: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不仅决定于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也决定于所采用的方法论。只有把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能确立它的科学地位。因此,他不仅在理论研究中.而且在实际的考察中都十分重视地理学方法论的总结和提高。林超认为,地理学方法论具有综合性、区域性和动态性三大特征。

1. 综合研究

林超早年在其“乡土地理调查手册”(林超等,1941)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地理现象,并非独立各不相关,而皆有密切关系。”因此,调查应当包括“观察当地自然环境与人生活动之相互关系。”“四川盐业地理”(林超、陈泗桥,1945)论述道:“历来经济地理学者,多偏于经济现象本身之研究,而忽略其与地理现象之关系,甚或自囿于商品产销之研究,流为狭隘之商业地理而不自觉,甚可惜也。此种态度,使经济地理自囿于实利观念之下,范围日窄,且有渐使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学附庸之趋势……如此则与地理学之精神相去日远,对于地理学之发展实为有害”。他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坚持贯彻综合研究方法,讨论经济现象与自然条件、交通、人口、聚落等的关系,“目的是将经济地理的范围加以扩充,使其成为各种地理现象与经济现象关系之研究,尽量发挥地理学之精神”。他运用这种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对四川省自然、经济、交通、聚落等的考察。他在自然地理研究中,不仅着重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系,对自然条件对于经济建设的作用也给予充分重视,他关于华北、华中和华南以及北京山区自然地理的论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按照所涉及要素的多寡和复杂程度,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具有不同层次。两个要素(如气候与水文,或土壤与植被,等等)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是低层次的综合研究;多个要素(如自然地理学中的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和土壤,或者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口、聚落、经济、交通)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是中层次的综合研究;地球表层全部地理要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是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层次不同,综合的复杂程度不同;层次越高,复杂程度越大,综合的难度也越大。过去几十年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曾被认为是没有关系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离反映在地理学中就是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裂。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哲学二元论,它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强加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批判过哲学二元论,当代地理学家们对地理学二元论也给予了抨击。林超认为,我国地理学界在解放前重人文轻自然,而解放后重自然轻经济甚至取消人文,这些做法都背离了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宗旨,对于学科发展不利。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诸如环境、资源、人口等重大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们已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统一,坚持统一地理学已成为当代地理学的主要趋势。

在林超负责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时,曾有人主张将其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二卷,他反对这种割裂地理学的做法,坚持用地理学综合思想来统一编辑方针,顺利完成了该书编辑任务。

2. 地域方法

林超认为,区域方法是地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研究地球表层各组成部分的主要方法。地球表层作为一个复杂的地理综合体,只有通过研究其各个部分才能把握其总体。这是因为各要素的分布及其相互作用过程在地球表层的不同部分差异极大,因此可以把地球表层划分为一些部分。这里必须考虑尺度问题,一般而言,可以确定三个尺度水平。全球尺度由影响植被类型和土壤组合型的大气候控制,其基本单元是与气候带相应的地带。较低层次是由地形和土壤控制的地方尺度,基本单元是土地单单元和土地系统。区域尺度介于全球尺度和地方尺度之间,其划分标准是大地形结构和气候带的再划分,基本单元是省和区。这样就构成土地单位的一种等级结构。所有相关的元素——自然的、生物的和社会经济的——都可以在一定单元内研究,包括研究其相互作用、内部结构和外部关联。各单元的复杂程度随尺度变换而不同,最低水平上的较小单元较为均质,大单元和中单元则较为异质。通过区划和类型学的特殊方法就可以把这些单元加以分类。区划的结果产生区域单位,它们在地球表层是唯一的、不重复的。类型学方法则产生土地单位,它们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散布在地球表层上并重复出现。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核心,是一种独特的地理研究方法,而不是象地理学的其它分支那样成为地理学的次级领域。

3. 动态研究

林超指出,地球表层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一特点决定了地理研究中必须考虑时间因素,这是地球表层的第四维。在对地球表层各种现象的研究中,必须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地理现象,不论是自然现象或人文现象,都会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长期的或短期的、周期性的或非周期性的,因此地理研究必须有动态观点。动态观点要求地理学把现象当作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未来发展的基础来研究。地理学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研究地理现象的,包括研究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未来变化。这不仅对于认识地理现象至关重要,对于地理学的应用,尤其是在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规划中的应用意义深远。对地理现象作动态研究的手段和技术有观测、实验和数学模拟等。地理研究必须置于空间和时间的关联域内。

六、中国地理学史与地名研究

林超关于《管子·地员篇》(林超,1990)、张相文(林超,1982a)和珠穆朗玛峰的发现与命名(林超,1958)的研究,对中国地理学史和地名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来研究地员篇的学者,由于不了解区划与土地分类的区别,对它的研究并未抓到本质,认识很不一致,因此地员篇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远不如《禹贡》。林超从近代地理学土地分类的思想出发,分析了管子对土地分类思想的贡献,认为地员篇的土地概念是综合的,其土地分类代表了中国古代土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间或流派,其土地分类是有等级的、科学的和系统的,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杰出成就,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代的长地分类研究仍有参考价值。这样,林超发掘出了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块瑰宝。

张相文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林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过细心考证,对他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肯定张相文在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对中国地理学的巨大贡献,又指出张相文著作中掺杂着一些旧观念,对西方地理学也未能批判地吸收而是全部照搬且传播了一些错误观点和理论,而这在旧传统地理学向新现代地理学过渡时代也是难免的。

林超受竺可桢委托,对珠穆朗玛峰的发现与命名进行了考证。他前后花费了二个多月时间,翻阅了大量中外资料,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分析研究,以确凿的证据驳斥了英国人发现并命名埃拂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错误结论,在地名学研究和地理学史上都做出很大贡献。这篇论文曾受到竺可桢和黄炎培的赞赏,黄炎培在给林超的信中说此文是“有益于世道之作”。在褚亚平主编的《地名学论稿》一书(1985)中列为地名学研究的重要实例。

七、地理教育

林超非常重视地理教育对于学科发展和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他在“关于高等学校的地理教育”(林超,1982b)中论述道:“高等学校要为国家培养出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人才。专业设置与教学计划都要反映国家的需要.同时也要反映地理学的理论及其在科学文化方面的地位”。他认为我国现代的地理教育.既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先进经验,也要重视新中国建立前的地理教育经验。必须在学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诸方面进行调整。调整中应正确处理好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综合与分析的关系、新技术新方法与地理学主旨的关系,并要考虑学生出路问题。林超还认为、提高高等学校地理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水平,他建议由有经验的中年教师讲授基础课,注意教员的知识更新,尽量提供让他们出国或在国内进修的机会。

林超也十分关心中、小学地理教育和地理知识在人民中的普及。他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里,曾为增加中、小学地理课时和加强师资力量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还亲自参加地理科普教育,发表了若干地理科普著作。

林超是一位贡献卓著的地理教育家。他先后任六所大学的教授,开设了自然地理、中国自然地理、欧洲地理,土地类型和综合自然区划等多门课程。他备课认真细致,广征博引,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并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和工具,教学效果甚佳。他对学生热情关怀,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教育学生要树立攀登地理研究高峰的志向,为此必须具备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同时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地理研究的先进手段和先进方法,而且要培养敏锐捕捉问题、大胆提出问题和圆满解决问题的能力。林超重视野外考察,北京大学地理系1950年代的毕业生实地考察能力都很强,这与林超的培养很有关系。1980年代林超很重视介绍国外地理学的进展,使北京大学地理系的毕业生也很重视国外的研究动态。在林超的心血浇灌下,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走向社会,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无论在科研机关、政府部门和军队,还是在大、中学校,都成为骨干。

八、推进中外地理学交流

林超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地理科学是积累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研究成就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各国的地理学必须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为地理科学的繁荣做出贡献。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地理学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了许多,尤其迫切地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林超的地理学素养融贯英国学派、德奥学派和中国传统,这使他能在中外交流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1949年林超代表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地理学联合会获得通过,是对中国地理学的一大贡献。林超熟知国外地理学进展,并积极地将其成就和重要人物介绍给中国地理学界;同时也不断地把中国地理学的成就介绍给世界(Lin Chao, 1984, 1991)。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外地理学交流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林超更加积极地参与这种交流,他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名望和联系,邀请世界知名地理学家来华讲学,促使北京大学地理系与若干世界著名地理系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他热情地推荐中青年地理学者到国外留学、进修、为我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九、治学之道

林超历来主张,科学应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他在长期的地理研究中,旁征博引、周详考证、细致分析、严密推理。严谨是他治学的一大特色,这在我国地理学界有口皆碑。

林超非常重视实地考察,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和西欧。他早年协助克勒脱纳考察云南,并发表了《云南地理考察报告》和《云南地质地貌》,颇受国内外学者注意。其中点苍山第四纪末冰川遗迹的发现,已被地学界命名为“大理冰期”,至今仍广泛引用。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利用假期考察了阿尔卑斯山、法国、瑞士、摩纳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归国后,他踏遍千山万水。他的区域地理著作,都是在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学而不厌”是林超治学的另一宗旨。他博览群书,对地理学的新老文献都非常熟悉。 每有外宾讲学或国内重要学术活动,他都积极参加,虚心聆听,笔录不懈。在不倦的学习之中,他特别注意干寻求新思想、新方法,加以严谨的态度,故能在渊博的基础上,时有创新。 林超治学讲究致用,他早年的政治地理论著适应了当时国家利益的需要,后来的研究也力求有助于国家经济建设。例如他在1964~1965年北京怀柔县山区的调查研究,就是受北京市科委的委托,为探索北京山区的建设和发展而进行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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